一种无法诉诸法律保护的权利，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律权利。
至于国家乱，则表征了国家治理的失败，国家乱是法治衰败导致的消极后果，是法治衰败结下的一枚苦果。如果秦国式法治的德性准则可以概括为富国强兵，那么，魏国式法治的德性准则主要是修礼尽敬。
按照人民至上的法治德性准则，中国现代法治的建构应当尊重人民的创造。在文革结束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总结历史，指出：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委员会要统筹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重点推动解决部门、地方解决不了的重大事项，协调解决部门、地方之间存在分歧的重大问题。这个方案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举其要者，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法治领导体制、人民至上的法治德性准则、面向国家治理的法治功能定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法治历史意识等几个方面，占据了相对突出的地位，可以集中展示现代法治建构的中国方案。（二）中国现代法治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 在中国现代法治的建构过程中，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既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经验。
法令，治之具也，而非所以治也。因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法治历史意识，必然成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构方案中的一个重要选项。他说：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
为了避免国家治理无效或失败，必须加强社会整合。然而，商鞅理解的法治，仅仅代表了法治的一种类型。这种领导权的依据，在于拥有正确的知识和意识。第二，法律必须被公布。
譬如说，在秦国的商鞅看来，如果法治能够实现富国强兵，那么，法治就是有德性的。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拥有正确、先进的法治知识与法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队的题中应有之义。
譬如，这份决议在序言部分提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既然法律居于统治地位，那就意味着，法治建构方案的重心，主要在于建构符合相关预期的法律，这就是西方现代法治所蕴含的西方特色。这种共治或综治的运行技术，在皋陶身后的数千年间，经历了持续不断的演进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就此指出：十年文革，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其中的一个故事是：周淑琴参与审理的第一起案件，原、被告只有十五六岁，订婚后半年就闹翻了。在中国现代法治的制度安排层面，注重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现代法治中的这个制度因素，可以追溯到周公主张的明德慎罚。其一，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建构方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中，在法治建构领域作出的选择，它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实践的产物。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为了防止各行其是，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
通过体系化的中国现代法治的建构，可以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第二，这是研究解决依法治国重大事项、重大问题，协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
譬如，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写道：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这个方法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上是历史的。从早期中国萌生的民惟邦本到当代中国遵循的人民至上，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夫力少则修德，兵强则奋威。保障这种相互交织的国家治理活动形成相互衔接、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效果，防止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国家治理活动相互矛盾，进而导致相互冲突、相互抵消的不利后果，是维护有效的国家治理、进而改进国家治理的前提与基础。第三，溯及既往型法律真的是一种怪胎。
国家治理有一个关键性的纽结，那就是要实现社会整合。在正视这个选项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还需要跟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建构中国现代法治，实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总是有一支世界精神的先头部分（einen Vortruppdes Weltgeistes）、一个发展和自觉的顶端、一个先锋队，它有采取行动的法权，因为它拥有正确的知识和意识。（一）法治的德性与法治德性准则 在现代法学理论或法治理论的谱系中，关于法与德的关系，一直受到了普遍而广泛的关注。
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譬如，《荀子·君道》称：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这些大胆的尝试，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合上案卷的那一刻，我感慨万千。虽然，如前所述，早年的马克思对历史法学派多有批判，但是，马克思批判的锋芒所指，实际上主要是胡果、萨维尼旨在维护的旧制度。要全面理解人民至上的法治德性准则，有必要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另一方面，从现代法治建构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把现代法治划分为理念、制度、技术三个层面，那么，在现代法治建构的每一个层面上，都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从制度依据来看，法治领导体制作为党领导法治的体制，它总是镶嵌在党的组织制度与领导制度之中。
却军还众，不犯魏境者，贤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礼也。在先进知识、先进文化的谱系中，先进的法治知识、法治文化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运用法治共识凝聚社会共识。这句话虽然包含了多个方面的旨趣，但它明白无误地指出：治重于法。
委员会在全面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重大问题上居于牵头抓总的位置，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站好位、履好职、尽好责，主动谋划和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从邓小平1978年提出的加强法制，到1992年提出的还是要靠法制，一直到今天的全面依法治国，数十年间，在现代法治建构的中国方案中，可以看到一根突出的主线，那就是：面向国家治理，改进国家治理，实现中国之治，进而推动国家治理实现深刻变革。萨维尼自称的法学的严谨的历史方法，可以表明，他所代表的学派对法治历史意识已经形成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这八项要求，可以理解为欧美现代法治的构成要素。
据考，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手稿时，发现了马克思在1880-1881年间对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详细摘要、批语和补充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所蕴含的特色，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赋予的。
按照这个论断，法治的功能，应当定位于大治。特别是在近十年间，提高立法质量，一直都是法治领域内被广泛关注的一个焦点。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当然，王充并没有使用法治一词，他使用的概念是法度，他说：养三军之士，明赏罚之命，严刑峻法，富国强兵，此法度也。
